文化整合是文化接触的结果，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形式，是文化适应和发展的表现。文化结构由物质文化、制度（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组成。这三个层次，既各有其相对独立性，又有彼此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在一个文化系统内，各文化层次的文化特质在功能上形成协调，该文化系统就实现了文化整合。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其文化系统实现整合，就可发挥文化上的正向功能作用，促进该文化系统的迅速发展，极大提高其内部的凝聚力，有利于该文化系统的扩散力。如果一个文化系统不能实现整合，就不可能发挥正向作用，转为负向作用，轻者使该文化系统衰落，重者导致该文化系统的解体与消失。哈尼族的文化系统，除去其自身发展而使内部的有关文化特质发生变化外，更多的是与汉文化的接触引起其文化特质、文化丛的变化。根据哈尼族社会发展历程及不同时期与汉文化接触程度，将其文化整合分为三个大阶段，即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转型及发展阶段、哈尼文化与汉文化接触的外整合阶段、哈尼文化与汉文化接触的内整合阶段。
　　
　　一、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转型及发展阶段
　　
　　哈尼族文化源于青藏高原东南沿民族走廊南下的古氐羌系统族群之一。约公元前３世纪以“和夷”名称活动于今四川大渡河南岸及雅砻江以东的连三海、海子等沼泽地带以及发源于连三海的阿泥河（安宁河）流域，秦汉时期，在筰都（今四川雅安、汉源一带）和邛都（今四川西昌一带）之间，从“随畜迁徙，毋常处”的游牧文化向“其田下上”的梯田农耕文化转型。据《尚书·禹贡》载：“和夷”所居大渡河之南“其土青黎，其田下上，其赋下中三错。”说明哈尼族先民“和夷”从游牧向农耕定居生活转型，是哈尼族文化早期自然整合阶段。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在阿泥河流域以西昌一带为中心形成其文化源地，并向东、南方向迁徙和传播文化。从汉代起，由于北方匈奴民族的兴盛阶段而汉王朝无力开拓北方疆土，只好着力开发南方，在西南“都广之野”等地从内地移民屯田，哈尼族也逐渐将游牧生活退居二位，定居稻作农业不断发展，在同一空间必然引起民族之间的接触，导致民族矛盾而被迫长途南迁。在迁徙途经的一个又一个相似“都广之野”的云南高原坝子中，其定居稻作农业得到充分发展。但由于这些坝子早有原住居民，为了避免民族矛盾，将平坝农业移植到哀牢山区，成为晚唐人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所云：“蛮治山田，殊为精好”的水平，至明清其山田（梯田）得到了空前发展，由此明代农学家徐光启发出“世间田制多等夷，有田世外谁名题？”的感叹，并在其名著《农政全书》中，将哀牢山区梯田列名于中国农田史上的七种田制之一。由此哈尼族将游牧文化彻底地整合成梯田稻作农耕文化，是哈尼族文化自然整合的第一次高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