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土司制度下哈尼族文化外整合阶段
　　
　　土司制度是历代封建中央王朝为其统治中华一体格局而在西南地区实行的社会制度。其起源于汉代，明清时期趋于完备。土司制一方面是一种极端集权的“土皇帝”独裁政体，其统治机构，犹如金字塔一般，尊卑分明，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政治。另一方面土司制度的最终目的，并非在于维护少数民族中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永远不变，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下来后，积极创造条件改变它们，使其逐步在经济、政治上与中原王朝的汉族封建统治制度趋于一致。因此，土司制度下的哈尼族文化整合表现如下：
　　（一）精神文化方面的整合
　　自明代封建王朝在哈尼族地区政治上授予土司职衔外，经济上也作了锐意开发。由此哈尼族土司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明显亲近。首先表现为启用汉姓氏。明代以前，哈尼族社会有名而无姓，其命名父子连名制，即父亲名字的末音作儿子名字的首音，孙子的名字首音儿子名字的末音，如此一般以二音字连接下去。但明洪武年间哀牢山思陀、落恐、瓦渣、溪处土司分别授副长官职衔的同时，接受明皇朝所赐的李、陈、钱、赵等汉姓，由此军民百姓也纷纷效之。从此，汉族姓氏在哈尼族社会得到普及。
　　其次，联姻方式的整合。明皇朝以初征云南的三将军之一沐英为镇守云南总兵官，子孙世袭此职和黔国公爵。沐氏世代镇守云南，实行军屯、民屯，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扩大农耕面积。明洪武十六年（１３８３年），江南应天府上元县龙咀，跟随沐氏将军征讨云南，地方平定后，命龙咀领兵至红河一带，防堵交趾（越南）兵来犯，开辟红河南岸纳更荒山，屯驻垦殖。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四《土司传中·纳更土巡检》下主：“明洪武中，龙咀以开荒有功，给冠带，管理地方。寻授土巡检，传子龙政……”明《土司官底簿》“纳更巡检司”条说：“龙政，车人寨冠带火头，系和泥人……”。龙咀亡故，子龙政袭职，并在哈尼族白家上门为婿，奉祀白氏祖先，龙政哈尼族名才车，其后裔均有哈尼族父子连名，即龙咀—龙政（才车）—龙雄（车马）—龙亨（马阿）—龙统（阿拖）—龙升（拖补）—龙天（补才）……。此为江南汉族龙氏文化与哈尼族文化整合的典型例子，也是哈尼族东来说的证据。以联姻方式汉文化与哈尼文化整合的例子在土司层及民间还多。又如绿春县孙宗孔，其祖籍石屏县，其父孙逢寅娶妻５室，均为哈尼族。孙宗孔是孙逢寅二房所生的长子。并于清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孙逢寅继承了白阿贵的家产和领主地位，抢占了白嘎沙家的领地，成了窝托梁子（今绿春县大兴镇一带）的世袭领主，成为封建王朝未正式授封的土司。据笔者调查，红河县乐育乡坝美村共２５６户，其中李姓有１３０户，占总户数的５０.７％。据该村李姓后裔口传：其祖籍在石屏县陶村乡，为汉族。２００多年前李姓与何姓发生械斗，李氏人少势弱，被迫逃到红河南岸避难，兄弟３人定居坝美村。其始祖为李松，传至今已有１０代。所繁衍的子孙早已融合为哈尼族，汉文化系统已消失。但为了认汉族祖宗，坝美村李姓凡老者去世入殓，均用一张白纸裹一细竹挟于死者腋下，意为祖宗当年逃亡红河南岸途中已把家谱遗失，以此为家谱，到祖宗处去寻根归宗。从屋内供桌的设置和丧礼活动中也可窥见一些汉文化的影子。因此，明清时期在哈尼族地区的军屯、民屯及逃难的部分汉族以连姻方式融入哈尼族中，成为哈尼文化整合的重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