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茶艺来说，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就列出了28种煮茶和饮茶的用具，他煮的“陆氏茶”别具一格，传说他的师父智积认为品过“陆氏茶”，其他茶就不在话下了，可见陆羽是非常重视茶艺的。
    宋代以后，茶会、茶宴、茶百戏、分茶等茶文化活动，盛行于寺院、宫廷和文人雅士之间，其中浙江余杭径山寺的茶会、茶宴（茶宴比茶会更隆重），以其兼具山林野趣和禅林高韵而闻名于世。径山寺位于浙江余杭，其地山峦叠嶂，古木参天，流水潺潺，茶林遍野，向以山明、水秀、茶美闻名于世。寺内僧众达千人以上，享有“江南禅林之冠”的称誉。径山寺的饮茶之风极盛，长期以来形成了一套固定、讲究的仪式：举办茶宴时，众佛门子弟围坐“茶堂”，依茶宴之顺序和佛门教仪，依次献茶、闻香、观色、尝味、瀹茶、叙谊。先由住持亲自调沏香茗，以示敬意，称为“沏茶”；然后由寺僧依次将香茗奉献来宾，为“献茶”；赴宴者接茶后应先打开碗盖闻香，再观赏茶汤色泽，尔后才启口在“啧啧”的赞叹声中品味。三巡之后，即开始评品茶香、茶味，并盛赞主人道德品行，最后才是论佛颂经、谈事叙宜。饮茶在寺院中不仅有助坐禅、清心养身之功效，而且还有联络僧众感情、团结合作之功用。
    上文写到，日本茶道之初是宋代日僧南浦昭明传入日本崇福寺的。南浦昭明（1259年入宋，1267年回国）曾长期在径山寺学佛，对径山寺茶文化耳濡目染，回国时不仅带去了径山寺的茶种和种茶、制茶技术，同时传去了供佛、待客、茶会、茶宴等饮茶习惯和仪式，甚至还带去了很多道具，日本《本朝高僧传》就有这样的记载：“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日本茶道至今还保留着“径山茶宴”的某些特征。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饱受列强蹂躏，尤其是8年抗战，使中国社会倒退了数十年，人民连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又何谈发展茶艺、茶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极左思潮又把茶文化列为“资产阶级思想”而打入冷宫。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国茶文化才得以复兴。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为世人所公认。包括茶道文化在内的日本文化，都源于中国文化。在中国茶文化衰落之际，日本茶道盛行于世，加之日本比较张扬的民族性格，使其广为传播。物以稀为贵，由于茶道、茶艺长期疏离国人，也难免让一些人感到稀奇，妄自菲薄，盲目地认为日本茶道魅力无穷。
    茶兴盛世。上世纪90年代至今仅10多年时间，中国茶产业、茶文化即得到了空前发展，说明中国茶文化底蕴深厚，厚积薄发。笔者坚信，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勇于创新，虚心学习包括日本茶道、韩国茶礼等海内外茶艺的精华，不远的将来一定会产生超越日本茶道并为世人所喜闻乐见的中国茶艺。
    笔者以为，茶艺表演，除了茶中要以外，还需要表演茶艺的女士、先生气质美、环境美、音乐美、器具美。这样才能使观众身心愉悦，留下难忘印象。
    也许是文化的差异，笔者以为起源于寺院的日本茶道依然保留着严谨呆板的特点，过于单调和程式化，尤其是“四规”中的“寂”字，更是寺院文化的代表，缺乏时代感，创新不足。比较日本茶道，笔者以为不如中国茶艺轻松活泼、更具美感和观赏性。笔者问过一些茶友对日本茶道的观感，回答是好奇，好奇不等于钦佩，这也许是很多国人的同感。
    平心而论，当代日本茶道、中国茶艺的文化内涵都不高，仅仅是一种表演而已，悟性好的人学上一年半载，即可达到一定程度，比其他很多艺术都要容易。
笔者以为，茶艺不仅仅是艺术地泡茶，而应该融入更多文化内涵，不妨融入一些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情景短剧，如可以唐代诗僧皎然、茶圣陆羽、女冠李冶三位好友为主要角色，编一出《天女散花》的情景短剧。佛教典故说，摩维室中一天女，将天花散向诸菩萨，道行高者不沾天花，反之则沾身不落。风流女冠李冶曾经挑逗过皎然，皎然写过一首《答李冶》：“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这一情景短剧再现盛唐茶人茶事，富有趣味性和观赏性，希望有识之士早日演绎。
    创新是中国茶艺的繁荣之路。作为世界茶文化发祥地的中华大地，有理由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为世人刮目相看的中国茶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