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就有奴隶制国家滇国。

       秦统一中国，为了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派常頞“略通五尺道”，常頞采用了集薪焚石、浇水爆裂之法在陡峭的岩石上凿道，将五尺道从成都修到了僰道（今宜宾）又延修到昧县（今曲靖），打通了到达云南的道路。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有蜀布和邛竹杖，经询问这些货物从身毒国（今印度）而来。原来有一条商路从四川或云南通往身毒国。

       汉武帝为了开发交通，加强对西南夷地的统治，同时争取西域众多势力，牵制匈奴，公元前135年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十余辈间出西夷，旨求身毒国”。然而，一直却未找到通往身毒的商道。同年“乃发巴蜀卒冶（滇）道。”

       公元109年，汉武帝在原滇国区域设益州郡，下辖24县，从内地派了一些官吏及征发部分汉族前往开发该地区，修西南夷道，派“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卒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昆州（云南）刺史爨翫反叛，太平公史万岁率军征讨云南，进至丽江；在丽江塔城乡与中甸槁村之间的金沙江上，建造了一座铁链桥，两个桥头“皆穴石熔铁为之。”将纳西地区和藏族地区直接联系起来。唐朝时，吐蕃在此设立神川都督府，置铁桥城；南诏在此设置铁桥节度使。

       唐代，西藏吐蕃王朝崛起，唐太宗送文成公主进藏和亲，带去了茶叶、丝织品等，慢慢地藏族有了饮茶的习俗，由于茶叶清糙热、去油腻的特点，藏族这个高原民族越来越依赖于茶，茶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有藏谚云：“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意即：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可见，茶在藏族地区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在古道盛兴的同时，茶业“兴于唐而盛于宋”，宋徽宗赵佶著《大观茶论》序说：“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壑野之品，亦自此盛，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盛，烹点之妙，莫不咸造之其极。”

       从唐宋始，茶叶成为皇家贡品，在亲城，上自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旦暮不可暂缺”；在藏区，藏民都得随主食而饮茶，“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从统治阶层到各个寺院，直至广大牧区，都迫切需要云南的茶叶。

       宋朝、元初、明末，战事频繁，需要大理的战马，民间役使也需要大量的马匹和骡子。

       北宋时期，“凡战马，悉仰秦川。”南宋迁都临安后，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广南西路左右两江峒丁公事李    由于广西战马缺乏，派人到大理招马，并于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在邕州设置买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