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风度的内涵与产生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或如近代所说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李泽厚对此阐释道：“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它艺术，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 但从书法来看，我们认为这种自觉时期应再稍微放宽一些，即提前到汉末。以张芝引领的草书热潮不应该是单以实用为目的的，而更主要地是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赵壹《非草书》中即有对这一现象较详尽的描述。“余郡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颜孔焉。” 作为当世彦哲的士夫梁孔达、姜孟颖对于草书的醉心热爱超过了汉代以来所独尊的孔颜之儒家经典。更为严重的是在这些彦哲的影响下：“于是后学之徒竟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专用为务，砖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纸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年轻的士子们不是潜心钻研儒家经典，而是废寝忘食地苦练书法，这在虽有愤世心理单依然希望通过批评与“反腐”等措施来维护已岌岌可危的大汉道统的赵壹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一篇洋洋洒洒的千言《非草书》就是以正统的儒家观念来批评当代士子过于耽迷于草书而不能自拔之时风的。他希望士子们“第以此篇，研思锐精，岂若用彼圣经，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仄钩深，幽赞神明。”不过汉末宦官乱政，奸臣篡权，农民起义，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且具有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的两汉经学已不能支撑士人们的精神依托。代之而起的则是对自我人生的深深诘问：“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执与素”（《古诗十九首》句）“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任平生，俯仰多悲伤”（陆机诗句）“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兰亭序》句）因之为追求长生而服药，为抒发情怀而饮酒，为超脱世俗而悟道参玄，寄情山水，悠游林下。于是就有了何晏、王弼之玄谈正始名士，就有了“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之嵇康、阮籍、刘伶、白秀、山涛、等竹林七贤 。这就是魏晋风度。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 
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 是的，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各有其风采的诗文妙章行世。如何晏著有《道德论》及文赋多篇，王弼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阮籍著有《达生论》《大人先生传》，嵇康著有《游仙诗》《养生论》《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向秀作《庄子注》《思旧赋》，刘伶作《酒德颂》等。不过我们认为在文采词章后，还应加上玄谈、书法与雅集，才能够上真正的魏晋风度。所谓服药乃为求长生是对人生生命的珍视自觉；饮酒以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谈玄逸世优游林下；则为文则以写志；挥毫作书则以直观表象直表人格性灵风神；饮酒、玄谈、为文、作书则必雅集。 
余英时在《汉晋之际新自觉与新思潮》中指出：“汉中叶以后，士大夫个体自觉既随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日渐成熟……。文学之独立、音乐之修养，自然之欣赏与书法之变化，遂得平流并进，成为寄托情性之所在。亦因此之故，草书始为时人所喜爱。盖草书之任意挥洒，不拘形踪，最与士大夫之人生观相合，亦最能见个性之发挥也。” 台湾学者龚鹏程认为：“书法在汉魏南北朝间，是新兴的艺术门类，也是当时地位最高的艺术。” 北师大黎虎先生则称：“书法作为士人文化素质和精神风貌的重要体现，在那个讲究人物品藻的时代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那个讲究门阀等级观念的时代中，书法体现了家族的文化地位。因此书法遂由汉魏之前的社会底层文化至魏晋南北朝上升为上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超越艺术价值之上的社会价植。” 让我们再听一听魏晋时人的说法吧。钟繇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 时江南谚云：“尺度书疏，千里面目也。” 魏晋士人热衷于书还表现在其对书法的竟胜上。王羲之即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存”“吾书比之钟张，钟行书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 王僧虔《论书》载：“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忿。在荆州与都下书云：小儿辈乃贱家鸡，爱野鹜，皆学遗少书。须吾还，当比之。” 谢安尝问献之比父书如何？献之毫不谦虚低说：“固当胜。” 以此足见其一时风气耳。 
二、文人雅集与兰亭精神 
汉末三国清议、月旦评及正始之后的玄谈逐渐形成了士夫的雅集风气。这些玄谈雅集活动最初多在望族豪门中进行。后来则扩延至佳山水之林下。雅集所谈内容由最初的人物藏否、时事政治、玄谈哲理，进尔扩展至包括书法在内的文艺等。《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汉末清议云：“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 《后汉书·许劭传》云：“劭与靖具有高名，好共核论人物，每月辄更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建安七子名士孔融亦有宴客雅集风尚，《后汉书·孔融传》载其常叹曰：“座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尝载：“桓大司马每请长康与羊欣论书画，竟夕忘倦。” 谓东晋大司马桓温常邀请顾恺之、羊欣等书画名家品评书画竟彻夜达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之思想风尚则常雅集于林间。南齐又有以沈约、谢朓、王融、任肪、范云、萧衍、萧琛、陆倕组成号为“八友”的文人雅集群体。北朝亦有类似的文人雅集群体与活动。如北齐即设有“文林馆”，《北齐书》载：“更招引文学士，谓之待诏文林馆焉。……当时操笔之徒，搜求略尽。……待诏文林馆，亦一时盛事。” 桓温之子桓玄亦好宴集品赏书法，虞和《论书表》载：“桓玄爱重书法，每宴集，辄出法书示宾客。” 
刘义庆《世说新语》亦载有许多文士雅集活动事略。如“金谷亭宴集”“司马太傅多名士”“殷、谢诸人集”（文学）“王家彦会”等。 
晋太康中（约285年左右），石崇于河南金谷涧中置金谷园，与苏陆机、陆云等昼夜游于斯，并各赋诗，石崇为作《金谷诗序》。这种风雅之举，影响广远，为当时及后代士夫文人所钦慕并仿效。距金谷雅集六十余年后，即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与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谢胜等四十一人于绍兴兰亭修稧雅集正是这种风尚的延续与发展。《世说新语·企羡》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刘孝标注录《临河序》末尾云：“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此云所罚酒数与《金谷诗序》云“不能赋诗者罚酒三斗”同。而唐李白《夜宴从弟桃园序》云：“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可见“金谷酒数”传至唐代仍为士人所熟知。 
兰亭雅集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那是一代士风的典型体现，是魏晋风度的一种久久酝酿后的醇化，是瞬间而至永恒的火光之闪现。实际在王羲之身上即有着魏晋风度集中而典型的体现。史籍文献对其服药石、雅集饮酒、清谈、善书、为文、乐游佳山水等皆有所记载。如《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世说新语》中对王羲之的风姿则有特别记述，如其云：“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浮云，矫若竟龙惊龙”。其中记载的羲之“东床坦腹”的故事更为人们所熟知。 
兰亭雅集及其精神影响与塑造着后世文人士夫的品格风范并激发着其文艺灵感与热情。唐代李白等“酒中八友”、宋代东坡“西园雅集”以至近代海上京都诸种书社画会都是流风传延。那实在是一种传之弥久弥醇之文化传统圣典。 
当代诗人书家、中国书协副主席旭宇先生由兰亭现象首先提出“兰亭精神”概念，并自其1997年担任河北书协主席后以“兰亭精神”治会，在短短的三五年内即使河北书协由一个在全国书坛倒数的省份一跃跨入全国书法大省行列。个中缘由颇值得讨论研究。旭宇先生将“兰亭精神”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团结精神：二是雅集交流、切磋砥砺的交流精神；三是诗书互化，注重学养的治学精神。继承这样的“兰亭精神”无疑对避免“文人相轻”，加强书家人格与文化修养，相互交流切磋砥砺向上，无疑具有克服时弊、树立良好学风，促进个人与协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兰亭精神”由作为诗人书家旭宇的提出不是偶然的，那是跨越千余年作为诗书具修具化达到共契的心灵感应。 
“兰亭精神”在当代的发掘宏扬方兴未艾。 
三、由魏晋风度看魏晋书风之特征 
上面我们从大历史文化背景下梳理了魏晋风度的形成及其与兰亭精神的内在关系。下面我们则进而探讨一下具有魏晋风度魏晋士人的书法特征。按照鲁迅的观点魏晋士人于文学上是自觉的，亦即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我们将之推延于书法，那么，精谨流美不郁于实用的张芝草书当属士人书法之典型。而融士夫生活中的尺牍手札、书扇、题壁等亦当属士人书法之列。而纯从实用出发，具有雕凿匠气的宫廷端楷、寺庙写经、民间记事之丑拙残纸碑碣断简皆不属士夫文人书法范畴。 
王元军《六朝书法与文化》一书中将魏晋南北朝士人书法风尚概括为：尺牍争胜、书扇风流、题壁之风、不屑碑志是很有见地的。 由唐人摹拟保存在阁帖中的魏晋士人如晋丞相桓温《大事帖》，卫瓘《州民帖》、谢安《八月十五日帖》、郗超《远近帖》及王氏家族王慈《尊体安和帖》、王羲之、王献之等诸帖，都是以行草书为主，都是那样流美精熟。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自“京兆杜度为齐相，始有草名”条后所录书家几无不善行草书者。 南朝王僧虔《论书》评张芝、索靖、韦诞、钟会二卫书法时称：“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辩其优劣，唯见笔力惊绝耳。” 可见其时是以用笔精熟为尚的。张怀瓘《书估》中记载有王献之劝其父羲之改体的一段话：“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因殊，大人宜改体。” 由传世王献之诸多书迹看，其书较其父更多地是更为随意的行草相杂之书。不若羲之或如《十七帖》作草，或如《快雪时晴》作行楷，草法与行楷皆相分明。正是献之这种雨加雪行草相夹被称为“破体”的书体更不拘于法度，更宜于随意挥洒直表自家风神者。后人所谓“晋尚韵”者，正谓其追求书迹表象之上的一种风神。这种风神实际正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即魏晋风度。魏晋士人爱重书法，但却坚决拒绝将书法作为一种被役使的负担活动。史载韦诞耻于乘辘轳于空中为宫殿题榜，并告诫子孙永绝此书。献之亦耻于受谢安之约为宫中题匾，颜之推《颜氏家训》中明确告诫子孙勿以书法“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 因之题匾碑碣俗书是为士夫文人所疏弃的。魏晋士人书法的主体特征应是以气韵相贯的能抒发书家神情志趣的行草札稿书。 
实际在古代书法文献中明确被称为士夫文人书家的是陆机。王僧虔《论书》云：“陆机书，吴士书也，无以校其多少。” 陆机文才盖世。论者实在难以对其书法做出更恰切的评价。因谓“无以校其多少”。这为后世书品增列逸品作出了铺垫，成其滥觞。今传陆机《平复帖》是现今存世最早士夫文人书迹。确当特别珍重宝惜。其流美笔势风神与二王及晋代士夫诸帖一起构成了魏晋风度下的萧散书风。 
魏晋书法尚韵重风神亦在其时代随后的南北朝书论中有明确反映。如王僧虔提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的重神采轻形质的观点。 袁昂《古今书评》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论书皆以书迹之外的神采风貌或拟人或拟物等进行评述。如袁论王羲之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庄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萧衍评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等。 这一书法审美风尚与曹丕在文学上倡导“以气作文”和谢赫于绘画上以“气韵生动”为首崇的审美风尚是一致的。这是其时代精神的体现，是时代的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