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945年起，我先后在江苏灌云县板浦中学读初中，上海复旦中学读高中，1952年我从复旦大学农学院茶科毕业后从事茶业，与茶结缘，品味人生。我从事茶业逾五十年，备尝人生五味：“酸、甜、苦、辣、咸”，现在是回甘人生。 
　　我是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板浦镇）人，传说中的花果山和水濂洞就在连云港，至今还是旅游景点，所以说：“我与孙悟空是同乡”。回想当年，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喝花果山云雾茶，在十八、九岁那年，在机缘巧合下看见一些茶树，即被茶树的美态深深吸引，后来就考进复旦大学农学院修读茶学，开始感受到茶学的底蕴。毕业后先后在茶叶的工作岗位上从事茶叶的产、制、销实际工作，近三十年后走入茶学教育行列，其间更觉茶学的博大精深，学无止境。 
　　1952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中南区茶叶公司（武汉）技术室工作。上岗不久即同公司领导陪苏联茶叶专家贝可夫等到中南区公司所属的茶区实地考察，获得许多感性知识，并经常下到产销茶第一线从事技术工作，为从事茶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记得当时陪同贝可夫等三位苏联茶叶专家来武汉的主要有中央外贸部处长李沧、中央农业部高级农艺师沈其铸，中国茶叶公司总技师胡浩川，总技师助理王郁风，我是随同所在的中南区茶叶公司叶声经理、冯绍裘技师去湖南、江西，湖南省茶叶公司副经理杨开智（毛泽东主席夫人杨开慧烈士的胞兄）加入，我们一行从湖南益阳坐船到安化、新化茶区，途中杨开智先生向我谈到毛主席很重视茶业，常问他茶事。最近，我和王郁风先生谈到当时的人和事感慨万端。 
　　1954年奉派到中国进出口公司香港代理处—华润公司和德信行公司出口部茶叶组主办茶叶经贸业务，主要是开拓香港、澳门及国外与我国未建交国家的茶叶市场，逐步掌握了茶叶经贸实务的技能。 
　　在香港从事茶业工作三十多年，留下较深刻记忆的是，我曾经办普洱茶业务，也就是在那个年代，香港兴起了“普洱茶热”，我身历其境，耳闻目睹了香港茶商泼水渥堆普洱茶，亲身体验到普洱茶越销越多，并向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扩销。这联系到1993年4月我应邀参加了在云南思茅举行的首届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宣读了题为：《中国普洱茶史略及拓展产销的思路》，在这篇学术论文里，考证了普洱茶史略，分析了普洱茶产销的发展，论证了普洱茶营养保键功能，从而作出预测：“展望20世纪末，即公元2000年，普洱茶外销可达1万吨，普洱茶内销，广东省将有大发展。”我这个展望和预测，经受了实践的检验。 
　　1965年我从香港奉调回内地，“脱下西装即下到农村”，调到广东英德茶场、中南茶叶研究所（设在英德茶场）。在英德茶场的十年里，适逢“文化大革命”。茶场生产、科研陷入瘫痪，不过，我的“下放劳动”多是与茶场（厂）工人和知青在茶园、茶厂跟班劳动，对我掌握茶叶生产技术无疑是有好处的。 
　　1975年由英德茶场调到华南农业大学任教，1985年我率先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开出“茶叶贸易学”新课，并在茶叶经贸方面多有建树。我以产、学、研、贸相结合，并在搞好教学工作之余，从事著、论、译，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书刊上发表的文章超过100万字。 
　　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 1978年给我信中认为，我在复旦大学茶科毕业后又在茶叶生产、贸易单位从事20多年的实际工作，是当前我国高等农业院校（茶学）师资中罕见的人才，鼓励我发挥所长。 
　　我除了经常参加国内的茶事会议或活动外，还应邀出国考察和讲学： 
　　1991年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茶叶官员到斯里兰卡、泰国考察；1993年参加印度尼西亚：“饮茶与人体健康和社会效益”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到澳大利亚考察茶叶市场；2002年到日本参加“中国乌龙茶专题研讨会”。 
　　在日本停留期间，有一件事令我印象较深的是在东京举办的“中国乌龙茶专题演讲会”的晚宴上，日本茶界人士纷纷向中国专家提问，显示了日本人的“求知欲”很强，其中日本红茶协会名誉顾问，年过80岁的山田明老先生提出：“中国名茶祁门红茶的高香是否用一种木材烟味熏出来的？”此问题由我当场作答，我阐明：祁红高香是其品种固有和精湛的加工技术所致，不是用木材烟熏，他所指的烟熏茶，是福建崇安县产的“正山小种”（Lapsang Souchong），也是中国名茶，他当时说：日本红茶协会在日本中学教科书里对中国红茶的科普知识，有误导，他表示：“非常感谢您的答问，这在今后日本茶界里，有关正确知识的普及与推广，能起很大作用”。 
　　在我从事茶叶工作中有几件值得述及的事： 
　　1．1986年我在国内茶叶刊物发表的论文，《论茶在当代饮料中的地位和大趋势》随后又被译为英文、日文、印尼文在国外书刊上发表，我在文中提出：“茶叶将是21世纪的主导饮料”、“21世纪的饮料将是茶的世界”的预测，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2．八十年代以来，我撰文提出：“饮茶长乐长寿”、“饮茶长乐茶寿”已获得国内外的广泛好评。 
　　3．1995年2月7日羊城晚报发表我写的文章：《新世纪的饮料将是茶的世界——我们应改变热饮的单一方式加快改革步伐》。我国茶饮料在近十年有了跨越式的发展，茶饮料产值每年平均以100—200%速度增长，2004年茶饮料销售量已超过500万吨，总产值超过100亿，占我国茶业总产值的1/3。 
    4．我对始于北宋，沿袭于广东、福建、台湾的乌龙茶泡茶饮用程式有700年之久的“洗茶”陋习，能以理性和实证对待这个问题，发表学术论文《修正“洗茶”至关重要——莫把茶俗中的陋习、茶艺中的积敝，“洗茶”当茶艺规范》获得国内茶叶专家的广泛同和赞赏。 
　　5．我从1995年起对中国茶品牌问题进行专注性的研究，论文：《中国茶品牌之道》被选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的《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理论与实践文库》系列丛书，并被丛书编委会终审，评定获得一等奖。（按：本期不设特等奖，一等奖为最高奖项）。 
在我生平所获奖项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项：一是2004年10月中国茶叶学会四十周年会庆时，获得表彰的“奉献奖”，它是要求从事茶叶工作50周年以上，为茶叶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二是2007年5月29日在纪念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吴觉农茶学思想研究会第二届会员代表会议上荣获觉农勋章，它的要求是从事茶业30年以上，为中国茶叶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三是美国世界名人研究院（ABI）根据本人的学术水平，科研成果的和工作成就评定为：“二十世纪有杰出成就人物”而荣获的“2000年荣誉金奖章”（2000 Millennium Medal of Honor）。 
　　这三个奖项表明对我终身所从事的茶业取得重大成就的肯定，我也视为一种鼓励和鞭策。茶学堪称“博大精深”，学无止境，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发扬对人类多作奉献的“茶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