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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喝茶是过日子的最低标准!
作者:  文章来源:  点击数 0  更新时间:2020-07-10 15:04:18  文章录入:葳盛茶业

茶是生活的尺度


闻一多把喝茶看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茶是生活的尺度,没有茶的日子简直没法过。在美国留学时,他向家里讨茶。在青岛的时候,他找梁实秋、黄际遇蹭茶。在联大南迁路上,他把没有茶喝的日子列为最苦的日子。一旦喝上茶,他便大呼过了上开荤的好日子。到了昆明,他找陈梦家蹭茶,找叶公超蹭茶……


闻一多老家湖北浠水也是产茶地,这或许是他嗜茶的一个原因,但真正让闻一多爱上喝茶,大多是受好友梁实秋的影响。


冰心回忆说,他们家喝上茶,就完全是受到闻一多与梁实秋的影响:

1930年的夏天,他同梁实秋先生到我们燕京大学的新居来看我们。他们一进门来,就挥着扇子,满口嚷热。我赶紧给他们倒上两玻璃杯的凉水,他们没有坐下,先在每一间屋子里看了一遍,又在客厅中间站了一会,一多先生忽然笑着说:“我们出去一会儿就来。”我以为他们是到附近别的朋友那儿去了,也没有在意。可是不多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一多先生拿出一包烟来,往茶几上一扔,笑着说:“你们新居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准备茶烟待客,以后可记着点!”说得我又笑又窘!那时我们还不惯喝茶,家里更没有准备待客的烟。一多先生给我们这个新成立的小家庭,建立了一条烟茶待客的“风俗”。


自己爱茶,还要影响周边的人喝茶,便是因为有闻一多、梁实秋、周作人、胡适这样的爱茶人,才有民国年间的名士饮茶风形成,在酒气冲天的时代,饮茶是一股清风。


饮茶有瘾,不喝就难受

日本入侵后,从青岛大学到北京大学任教的闻一多带着师生一路南下,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日子艰难到连喝口茶水都是奢侈。

南迁在长沙时候,闻一多给妻子高孝贞诉苦。1937年10月23日的一封信里,闻一多只是说屋子不方便饮用茶水。10月26日,这封信就完全是另一番面貌了。


“早上起来,一毛钱一顿的早饭,是几碗冷稀饭,午饭晚饭都是两毛一顿,名曰两菜一汤,实则只是水煮盐拌的冰冰冷的白菜萝卜之类,其中加几片肉就算一个荤……至于茶水更不必提了。公共的地方预备了几瓶开水,一壶粗茶,渴了就兑一点灌一杯,但常常不是没有开水就是没有茶。自己未尝不想卖一个茶壶和热水瓶,但买来了也没有用,因为并没有人给你送开水来。”开水与茶,不可两得。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还有更糟糕的情况,闻一多说:“原来希望到南岳来,饮食可以好点,谁知道比长沙还不如。还是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茶。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今天和孙国华(清华同事,住北院)上街,共吃了廿个饺子,一盘炒鸡蛋,一碗豆腐汤,总算开了荤。”


到了昆明后,闻一多发现情况更糟糕。他给高孝贞的信里说:“再报告你一件大事。纸烟寻常一天吃两包,现在改为两天吃一包。现在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将来或者能完全戒断,等将来再说罢。喝茶也不容易,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他把吃得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再饭后泡了一碗,总算开了荤。喝茶就算开荤,这个时候,酒味是真闻不到了。”直到叶公超到来,闻一多的生活才又有了一些好转。


实际上昆明茶馆滋养了很多人,汪曾祺、何炳棣等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有回忆泡茶馆的美好经历,这是茶馆的一面。茶馆的另一面,却是另一种生态。流行昆明的《茶馆小调》,展现了茶馆在政治空间挤压下的世道与人心。与老舍描述的《茶馆》传达的意思一样:莫谈国事。


“茶馆小调”流传甚广,王笛在专著《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围观世界,1900—1950》里,把署名权给了闻一多。云南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赵仲牧(1930-2007)就在昆明茶馆里听过“茶馆小调”。他回忆说,1949年12月以前,有些茶铺贴上“休谈国事”的条幅,“茶馆小调”也应运而生,但怎能禁止得了大学生和知识阶层谈论“国事”和“天下事”。12月以后,青云街茶舍里的条幅不见了,“茶馆小调”也过时了,但畅谈“国事”和“天下事”却另有一种无形的禁忌。


近些年来,得益普洱茶的大兴,翠湖周边又多了许多茶馆。时常有学者去那里喝喝茶,看看书,去那些先生曾经走过的地方缅怀一番,那一个时代形成的风范,令人无比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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